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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战斗英雄蜕变为罪犯 “求情”不成的他最终受到应有惩处

延安时期,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时期。陕甘宁边区被称为新中国的雏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摇篮。

毛泽东对于边区工作,投入了大量心血。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边区人民的任务就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

在反腐倡廉、严肃纪律方面,陕甘宁边区也做出了榜样:高悬反腐利剑,强力正风反腐,严惩贪腐分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提升了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望,树立起了清廉公正的政府形象。

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典型案例。其中,一位名叫肖玉璧的昔日英雄,最终蜕变为罪犯被枪决的案件,就给全体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也展示出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于惩治贪污腐败的决心。

中央执委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

中央执委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

边区报纸关于肖玉璧被判处死刑的报道

边区报纸关于肖玉璧被判处死刑的报道

利剑高悬

边区政府颁布暂行条例 加重贪污惩治力度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时还成立了由何叔衡担任部长的中央工农检察部。从这时候开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训令如利剑高悬根据地上空,如霹雳震天响,让蛀虫休想走过场。

到了延安,中国共产党汲取了苏区时期的经验教训,对惩治贪污的要求更加严格。

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建立之初,廉政建设就受到了高度重视。

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对10种贪污犯罪行为进行了界定。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继续强调廉洁政治,对党员队伍里的犯法者从重治罪。

各项条款中,都能感受到党反腐倡廉的决心:“严惩”、“禁止”、“从重治罪”等字眼,分量极重,力度极大。

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黄克功案件材料上的批件

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黄克功案件材料上的批件

法不容情

战功赫赫的他 因贪污腐败被判死刑

反腐“重拳”之下,容不得一丝“情面”。

时任陕西省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的肖玉璧就是一个案例。生于清涧县马家村的肖玉璧,贫苦出身,从小就给地主放马,受尽剥削压迫。1933年,他在家乡参加革命,成为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一名战士。在陕甘边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中,肖玉璧作战勇敢,冲锋在前,多次负伤,很快就成为著名的战斗英雄。

1941年,肖玉璧却因为贪污3050元(边币),被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

1940年初秋,由于多次负伤,加上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肖玉璧病倒了,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一天,毛泽东到医院看望住院的干部战士,认识了骨瘦如柴的肖玉璧。荣立战功的肖玉璧让毛泽东心生怜悯,他连忙叫来了警卫员,将自己的取奶证交给医生,让其每天去中央机关管理处取奶,保证肖玉璧的营养。

肖玉璧病愈后,被安排到了张家畔税务分局。面对财权的诱惑,肖玉璧开始走上了欺瞒组织、贪污挪用公款的不归路。甚至他还暗地里干起了倒卖食用油、面粉的生意,这些物资在边区都相当紧缺。

事情败露后,肖玉璧更是畏罪潜逃,叛变意图明显。被捕后,他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陕甘宁高等法院经审判后判处其死刑。肖玉璧不服判决,“不就几千块钱吗,就判我死刑,这也太重了!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要是知道了,肯定不会让我死!我对革命是有功的!”并要求面见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

当林伯渠把肖玉璧的信转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毛主席提到的黄克功从小参军,身经百战,曾任旅长。1937年10月,他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刘茜不从,他竟开枪将其打死。边区法院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黄克功也曾写信向毛主席求情,希望给他一挺机枪,由执法队督战,要死就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但毛主席同意法院的公正判决,黄克功最终被执行枪决。

肖玉璧案在边区引起了强烈反响。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评论,指出:“肖玉璧被判处死刑了,因为他贪污,开小差,为升官发财以至叛变了革命;虽然他还当过一些不小的‘官’——贸易局副局长、税务分局局长等等……我们一定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当时边区的干部队伍里,一度出现了贪污腐化的苗头,毛泽东意识到,此风不刹,无以正民众视听。此案之后,陕甘宁边区的贪污腐化率猛然下跌。

干部带头

“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政府形象树立

在延安时期,严明的纪律下,肖玉璧案件只是个例。大多数党员干部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于特殊时期,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在很多人印象中,毛泽东总是穿着一双棉布鞋,麻布衣服上,摞着厚厚的补丁。他日常饮食也非常清淡,多吃土豆。如果说毛泽东和其他人在饮食上有区别的话,那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吃的是土豆丝,别人平时吃的是土豆块。

不仅如此,彭德怀、林伯渠、谢觉哉等均起到了廉洁的表率作用。例如,当时林伯渠住在一个窑洞里,全部家当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身边工作人员看他棉衣穿了多年已不保暖,为他申领了一套新棉衣,却被他拒绝。眼镜腿儿断了一条,他便自己用一根绒绳缠好继续使用。

“只见公仆不见官。”清廉的政府形象,在老百姓心中日益加深。

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不仅是当时全国最民主的圣地,而且也是当时全国最廉洁的地方。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后,就把反对贪污、杜绝浪费,保证工作人员清正廉洁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在陕甘宁边区,1939年查处贪污案件360件,1940年644件,1941年上半年即下降为153件。由于严查贪污腐败案件,大力培育优良党风和政风,使整个边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当时国统区贪污成风、社会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

正因为如此,著名华侨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后感慨:“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50元者革职,500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他将延安和重庆作了比较,发自肺腑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访问延安后更是认为:“解决远东命运的,解决中国命运的,不在于美国,不在于南京,而在延安。”

参考文献:

《延安时期的大事件》 任文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中共中央在延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崛起》人民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廉政反腐史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黄修荣 刘宋斌主编 中国方正出版社

《中共党史研究》 陈燕楠 靳铭 王紫贵主编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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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致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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