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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编者按:近年来一些人打着“重新认识历史”的旗号,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提出了某些似是而非、甚至是极错误的观点。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回顾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对于广大党员有理、有利的宣传党的历史功绩,凝聚社会人心有重要意义。

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同志认为,在热烈而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之际,必须正确认识和评价两大历史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很正确的。对第一个问题,本来历史早已定论,但近年来一些人打着“重新认识历史”的旗号,提出了某些似是而非、甚至是极错误的观点。这是亟待加以澄清的。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地位,起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高度概括和正确评价。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制定的抗日政治主张,政治路线,思想理论,方针政策,正确地回答了决定抗日战争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开辟的广阔敌后战场成为抗战的主战场,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方向和道路,真正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展开点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和根据。

一、中国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战,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当家作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顽强。1931年日本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9月20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22日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9月30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这些宣言和决议,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将日帝赶出中国去,争取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同志任主席)1932年4月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中国共产党最早号召组织领导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第一枪。到1933年,党领导的各地游击队成为东北抗日武装的主要力量,党直接领导的由游击队等抗日武装组成的抗日联军发展到11军,3万多人,同日伪军进行了大小几千次战斗,消灭了大量敌人,有力打击了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支援和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继续高举抗日大旗,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使爱国力量,爱国军民看到了希望,提升了信心,振奋了精神,有力遏制了妥协退让势头的扩大和各种失败论、悲观论的蔓延。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主席题词:“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作战总方针”并在延安市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上号召每个共产党和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发到抗日前线。同日还转告蒋介石,已令红军主力作好准备,待命出动。而在7月17日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实行对日抗战。这比共产党整整晚了十天。而国民党政府在1941年12月7日本偷袭珍珠港,8日美国对日宣战之后,9日才对日宣战,这比共产党晚了十年!1939年6月,毛泽东主席发表纪念抗战两周年的重要文章《反对投降活动》,针对国民党人妥协,投降倾向指出:“我们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到底,打到鸭绿边江,收复一切失地,而不知道其他。”最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抗战防御阶段,当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之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却迎着日寇的炮火无比英勇地挺进敌后,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奋勇杀敌,牵制敌人,不断取胜,不断发展壮大。大量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仅从一开始,也即最早就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而且一贯坚决抗日,是真正把抗战到底作为自己始终不渝的路线的。而且国民党却不时表现出严重的对日妥协、投降倾向。例如,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全会声言“坚持抗战到底”但蒋介石明确解释这个“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就是要把整个东北和华北一大部分国土和国土上的人民世代继续交由日寇蹂躏。(转引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总第127期第3页)这与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抗战,完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收复一切失地,形成鲜明对比。

二、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力量的真正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的政治核心。1840年鸦片战争后,对外来侵略者中华民族前赴后继进行了多次英勇斗争,却总是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政治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内部软弱涣散。中国人民极其艰苦的抗日战争,由于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根本保证,最终赢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侵略者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促成者,忠实的坚持者,维护者。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神圣事业而奋斗。12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大规模的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大大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2月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党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得到了各界的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首先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等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同时努力争取国民党当局和地方实力派联合抗日。到1936年12月前,中国共产党已与十多个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建立了联系,为形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创造了条件。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促成了中共中央从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为国共第二次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七·七”事变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同意这个宣言、表示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在中共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并发展起来。因而出现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英勇抗敌的新局面,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发展,粉碎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手段,英、美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的敌视,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对日出现妥协倾向,而采取很多手段积极反共,制造磨擦,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使中国抗日几度出现逆转局面。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提出“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始终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定的维护者,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和原则,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避免了倒退,克服了危险,防止了分裂,成为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的组织者、鼓舞者,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也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坚强的政治核心。

三、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为全民族抗战指引了胜利方向。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抗战路线,对抗日战争胜利至关重要。毛泽东主席曾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这是非常正确的。从全民族抗战一开始,党就号召全国人民实行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8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指出:“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体阐述了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其要点是: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进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实施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并巩固后方,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途径,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而国民党实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只实行单纯的政府和军队抗战,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日的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必须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人民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等。可见,能否最大程度地相信、依靠、宣传、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是国共两党抗战路线的根本区别。国共两党不同的抗日路线,决定着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同方向和中国人民的不同命运。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而且这个胜利将会是人民的胜利。如果按照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则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众所周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长期不懈地艰苦努力,历史和人民作了第一种选择。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靖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的是败于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中央党校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上卷第160页)

第四、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制定的持久战总方针和持久战理论,为广大抗日军民提供了战胜敌人的科学思想和正确方法,极大地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决心。中共中央早在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会后毛泽东主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报告中,就预见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明确提出了对日实行持久战的思想。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又指出“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从而正式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1938年5月,毛泽东主席集中全党智慧撰写了《论持久战》一书。这部光辉著作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科学揭示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规律,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正确回答了中国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的,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以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描绘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路线图。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持久战的科学理论,从思想上认识上精神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也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中产生了积极影响,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论持久战》在侵华日军中也有重要影响。有的被俘的日军读了该书认识到侵略战争的反动本质和武士道精神的落后性,成了反战人士,有的还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全国抗战形势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主席伟大的科学预见。应该注意的是,国民党虽然也主张持久战、在持久作战中消耗敌人,但蒋介石只看到长期性,而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而过分强调“以空间换时间,”过分强调依赖别国干涉和外援,没有看到转变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的相持阶段的极端重要性,因而严重存在着消极性的一面。有人说,最早提出持久战的是蒋百里。这是不对的。1937年12月,蒋百里在《国防论》中提到持久战,不但不是最早,而且只提到这三个字。至于为什么要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则根本没有涉及。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是公认的世界十大军事著作之一,不但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不但指导了抗日战争,而且指导了以弱胜强的反侵略战争。

五、开辟和发展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有利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格局,进而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抗日战争是弱者同强者的殊死较量,基于中日双方优劣长短的科学分析,中国共产党实行战略创新,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制定了一整套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的纲领、方针、原则和战略战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个大的敌后战场,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日前线,有效地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敌人。敌后战场和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相互策应,构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后,敌后游击战争迅猛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十分艰苦的战斗中日益发展壮大,逐渐成为抗日的主力军,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即“二鬼子”)敌后战场也上升为抗战的主战场,大大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重要因素。敌后战场实行了“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曾发起过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等,取得巨大胜利。进入反攻阶段后,游击战也随之向运动战方向发展。敌后战场1943年开始部分攻击作战。1944年至1945年春夏开始连续局部反攻,取得显著战绩:1944年共歼灭日伪军31万人,收复县城16座,国土8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200万;1945年春夏季歼灭日伪军16万多人,收复县城60多座,扩大解放区24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已发展到90多万人。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开始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于解放区包围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上承担了对日反攻的主要任务。从1945年8月9日至年底的全面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的作战中,人民武装共歼灭日军1.37万多人,伪军38.5万多人,缴获步、马枪24.3万多支,轻重机枪5000多挺,各种炮1300多门,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为加速日本彻底灭亡作出重大贡献。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在八年全国抗战中,共作战12.5万多次,以伤亡61万多人的重大代价,歼灭日伪军171多万人(其中歼灭日军52.7万多人),缴获长短枪69万多支,轻重机枪1.1万多挺,各种火炮1800门,收复国土10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亿。这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中华民族不朽的壮丽史诗。到全国抗战结束时,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人,民兵达268万多人。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这是日方和盟方都承认的。日本历史学家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部队以及它所领导的民兵游击队,已经代替国民党军而成长为抗战的主力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军几乎是退出了抗日战线而主要从事反共,同时还相继出现了投降者。因此,日军的作战完全以消灭解放区和扫荡共产党军为目标了”。(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第44页)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72页)在这里杜鲁门从不同的角度道出了事实真相,道出了敌后战场主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是长期进行游击战争的坚强阵地和全国抗战的坚强阵地,而且是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型,让广大人民和中外人士看到中国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是牵制、侵扰、消灭敌人的出发地和前沿阵地,更是最后反攻作战、彻底打败敌人的主要前沿阵地。这些区域是从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又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来的,是真真正正的解放区。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达19块之多,这就是: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边、河南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根据地,党把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统一起来,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开展民主政治建设,实行民主选举,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精兵简政,政风清廉;开展大生产,发展手工业和商贸业,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着重发展各类教育事业和文艺、新闻、宣传事业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广大人民自由、民主,群众物质生活有所保障,各界人士抗日热情高涨,党政干部(共产党和民主政府干部)踏踏实实、艰苦奋斗、勤恳为民,抗日武装斗志旺盛,不怕流血牺牲,军政团结,军民团结,社会和蔼,风气俭朴,朝气蓬勃。这一切,说明抗日民主根据地确实是全国民主建设的典范,而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强烈的反差。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当时在延安访问十天后感慨地说:“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真的,要是我在延安住上十一天,那我一定也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美国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约翰·谢伟思经过亲身观察,认为:国民党政权是个腐朽残暴的政权,不可能实行改革;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无意抗战。相比之下,延安政治上公开选举,经济自由,得到广大民众拥挤,事业蒸蒸日上。1944年7月,美国派出官方代表——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专程访问、考察延安等地,结论是:与重庆相比,延安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转引自《求是》2005年18期文章)1939年华侨领袖陈嘉庚冲破国民党重重阻挠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他经过考察后从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方面与重庆作了对比,认为抗战的希望在延安!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七、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表率作用,以崇高精神和模范行动鼓舞全国人民抗战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长期、艰苦、复杂而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号召、带领和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战视为崇高使命,并身体力行,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因而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的信赖和拥护。首先,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模范抗日行动令全国各界人民折服、崇敬,受教育、受鼓舞。这里仅举一例。1937年11月,毛泽东主席写信给其表兄文运昌告诉他不宜来延安工作,因为无法解决其家庭经济负担。信中说:“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我为全社会出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这是国内外尽人皆知的感人事实啊!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及党领导下的革命者,在抗日各条战线上,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英雄业绩,铸就了不朽的民族之魂。以著名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为代表的大量优秀领导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为抗日战争胜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据军史专家岳思平文章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至少牺牲了270多名旅职以上领导干部)八路军的“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的“刘老庄连”,东北抗联的“八女投江”等等英雄群体和赵一曼、马本斋、李林、王小二等众多英雄人物,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他们开始兵力弱小,装备落后,面对的是凶恶日军的反复“扫荡”和“三光”政策,而在敌人包围中创建的根据地物质条件极为贫乏,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但党领导的根据地英雄抗日军民,不怕困难,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在消灭大量敌人的同时,自己的军队也伤亡60多万人,人民群众伤亡600多万人,其中晋察冀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71万人,晋冀鲁豫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120万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是敌后抗战的大本营和指导中心,是广大人民、进步人士、无数爱国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胜地。延安曾给千千万万中外各界人士指出中国人民抗日必胜的希望,大大增强了大家抗日必胜的信心。在国民党统治区,在重庆,由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加强,贪污腐败的蔓延,消级抗日带来严重危机,逐步大失人心,执政地位动摇。相反,中国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日益显著提高,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挤。各民主党派,如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民主宪政促进会等九个民主党派和进步社团;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如重庆、四川、西康、云南等地的刘文辉、潘文华、邓锡候、龙云等;民族资产阶级与若干社会名人,都愈来愈倾向、接近、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同志曾说:“……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例如,四川卢作孚、胡子昂,重庆的康心如,云南的缪云台,上海的刘鸿生、胡厥文,天津的李烛尘等,都成了共产党的朋友,都表示支持、拥护共产党。

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当时处于执政地位,抗战胜利是在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下取得的。这是不对的,为什么?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国民党政府无能力、也不可能领导抗战取得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由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主导的,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那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如何形成的?又是谁倡导的、谁促成、谁坚持和维护下来的呢?历史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坚持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最主要的是通过自己正确的政治路线即全面抗战路线和模范行动,实现了政治领导。早在全国抗战前的1937年5月,毛泽东主席就指出:“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建立……抗日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1937年11月,毛泽东主席又尖锐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呢?”“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1939年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作斗争的政治路线。”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地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对统一战线领导,才确保了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我们再从大量历史事实来看,国民党为什么不能领导抗战取得胜利。众所周知,我国神圣的抗日战争,也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是从日本军国主义经过长期周密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三省开始的。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实行不抵抗主义,拱手把东北四省(东北三省加热河省)送给了穷凶极恶的侵略者,使几千万同胞惨遭殖民统治,使日寇疯狂掠夺四省丰富的各类资源为并吞全中国作充分准备。不仅如此,国民党政府还阻止、打压、破坏关内一些爱国将领的抗日武装斗争,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日寇制造“华北事变”后,又让其控制了我华北大部分地区。骇人听闻啊!中华民族处于空前严重的危难之中。不但不抗日、而是大力助日侵吞我中华的国民党怎能领导抗日呢?

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1937年七·七事变时有军队约200万)从东北一直溃败到贵州,丧失国土共275.3万平方公里;当时全国城市1200多座,丢弃掉1100多座;当时全国人口4.5亿,遗弃同胞2.8亿。不错,在全国抗战的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曾投入80多万兵力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一些大战役,在抗击日军进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战役几乎都以退却、失败而告终,在本质上都是大撤离前的狙击战和掩护战。就连取得重大胜利的著名台儿庄战役,最终达到的战略目的仅仅为国民党退却赢得了一点时间,仅一个月后日军再夺台儿庄直扑徐州之时,国民党的军政机关都已基本搬空南逃。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国民党政府抛弃了从黑龙江到卢沟桥,又从卢沟桥到贵州省这样广大的国土和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国民政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吗?”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便开始推行妥协退让、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及其党羽公开投敌,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从1937年至1944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以上投敌者20人,军队高级将领投敌者69人,军队投敌的约60万人,占全部伪军的大部分。在日军加紧政治诱降和武力进攻(如攻占宜昌)背景下,1940年3月和6月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方代表在香港和澳门正式谈判停战条件。重庆方面虽不接受日方某些意见,但希望沟通理解,缩小差距,同意停战后可考虑“缔结共同防共协定。”双方还商定,由日本坂垣征四郎(日军中国派遗军总参谋长)同蒋介石在长沙举行会谈。后因国际上和日本国内某些情况变化,日蒋会谈未能举行。国民党在积极反共方面,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制定和秘密颁发《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饬令各地加紧执行。各地反共摩擦事件不断。从1939年到1943年国民党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屠杀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仅皖南事变就屠杀、残害新四军干部战士7000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加强“中统”、“军统”等特务活动,设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

正在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敌后战场进行反攻阶段作战,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寇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河南、湖南、广西会战(即豫湘桂战役)。日方用于这次作战的总兵力为50多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当时至少有500万人以上(如1943年国民党军队650多万人)。当时日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战斗力已如夕阳西下,但国民党军队士气更成问题。在这次战役中,在美国空军保障空中优势情况下,国民党军队被打得望风而逃,大多数情况是一触即溃,有的甚至不战而逃。日军从郑州一直打到贵州独山,贵阳、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大为震惊,人心惶惶。在这次大溃败中,国民党军队损失近60万人,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含郑州、洛阳、许昌、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等重要城市)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丧失国土25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同胞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再度遭到极为惨重损失。这次大溃败,在世界上大大损害了中国抗战形象,在国内引起了各界各阶层人民对国民党当局反动、独裁的普遍不满和愤怒。国人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及其错误政策的严重危害,国民党当局威信扫地,也进一步大大丧失人心,大后方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改革政治的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把实现民主、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正如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与蒋委员长的地位是到了过去十年来最微弱无力的地步”,正在失掉中国的支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到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而是他们的命运”。(转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第257页)(2016·3)

责任编辑:张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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